含冤莫白二二八

含冤莫白二二八 2011-02-27

明天是二二八事件紀念日。發生於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由官民衝突發展成要求改革的民主活動，情況有如最近在埃及等北非阿拉伯國家的人民奮起，卻演變成「國軍」屠殺社會精英的事件。二二八雖是國定紀念日，政府也曾先後為事件道歉、提供補償、建紀念碑、制定法律，但是，這一「台灣史上死傷最慘、最多，影響最深廣的歷史事件」，至今真相不明，未獲平反。更令人關切的，馬英九總統主政以來，台灣安全、主權、人權、民主、庶民生活不進反退，即使連最基本的歷史事實，也面臨被竄改的危機。

配合「建國百年」而重新開張的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展出美化蔣介石的資訊，就是顯例。紀念館經過十個月整修，雖然宣稱「以數位科技呈現史料」，所展現的卻是倒退而歪曲的史觀，尤以「寬大處理、嚴禁報復」為蔣介石塗脂抹粉，最讓受難者家屬看不下去，當面向馬英九嗆聲。從而，當年從中國派軍前來鎮壓，且以「綏靖清鄉」為名，展開長達九個月的屠殺，平民死傷無數，以致事件成為台灣人民共同夢魘的元凶，竟被形塑為寬大為懷的慈悲角色。

事件傷痕及陰影猶在，且遭扭曲角色，竄改歷史，癥結當然是真相未能大白。如果說，事件發生後的四十年間，由於黨國體制威權統治，形格勢禁，二二八屬政治禁忌，尚可理解。惟其後在民主化過程，這一歷史悲劇仍未能回歸正常處理，讓公眾平實看待；要舉證台灣社會是非不明，公義未彰，這正是最貼切的例子。尤有甚者，事件起源地的台北市政府近年屢次透過展覽、紀錄片等方式，意圖改寫歷史，爭奪解釋權，最是惡質。

元凶被形塑為「寬大為懷」
二二八事件真相未明，其例不勝枚舉。以死難人數而言，從郝柏村當行政院長時指稱的「不過一千人」，到民間估計最高十幾萬人，令人莫衷一是；即令行政院一九九一年組成「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對傷亡數字亦未有準確估算。再如屠殺無辜百姓，事件被維基百科（Wikipedia）列為人類史上大屠殺事例之一，但有關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台北圓山有上百位中學生被當局設陷阱誘殺，《紐約時報》記者竇奠安（Tillman Durdin）同月二十九日所報導「三日大殺戮」（Three Days of Slaughter），有關「國軍」從基隆登陸後全台灣殘殺人民的經過，以官方多年來對史實能瞞則瞞、史料能藏則藏的心態，公眾仍無從窺其究竟。此外，眾多受害者屍體下落不明，人亡家破，家屬長期含冤受辱，即令在事件將近三分之二世紀之後的今天，二二八仍然是「只見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的懸案。

探究真相，追究元凶，是撫平傷痕，使社會在反省、寬恕及包容中往前進展的基礎。然而，由於真相至今不明，已經不再是禁忌的二二八，不但淪為儀式性的年度例行活動，也未能在台灣終結黨國統治之後的轉型正義過程，成為應有的指標性重大工程。正因為沒有真相，事件的元凶、主犯、共犯，都未經追究，負起應有的責任，當然也談不上如猶太人窮追納粹屠殺，還歷史及受害者公道。

二二八含冤莫白，使得受害者至今心有不平，身歷其境者餘悸猶存。畢竟，不以真相為基礎的政府所謂善後處理，包括道歉補償，都不是誠實面對歷史，也談不上真心反省檢討，既讓人看穿蓄意為元凶共犯掩飾的心虛，也使社會無從對人權、人性與民主有深刻的認識，進而進行制度改革，強化民主法治，增進和解包容，避免重蹈覆轍。

由於真相不明，反省不深刻，有如當年黨國當局刻意令其為禁忌，現今越來越多人或淡忘或竟不知曾有二二八。這種對歷史罪行的馬虎，導致至今轉型正義尚未完成，司法獨立只是夢想，黨國體制卻已然班師回朝，台灣依然不是正常的國家社會。

未能還給歷史公道的環境，正是扭曲、甚至竄改歷史者的溫床。二二八從一九四八年監察委員丘念台所指「未聞懲治一人」，到今天沒有對加害者進行司法追究或人權審判，令其留下應有的歷史罪名，以致其徒子徒孫屢屢伺機反撲，企圖把罪人變好人，猶如當年把集體屠殺美化為「恢復秩序」。事實上，不只二二八，對於戰後重大歷史政治事件，由於社會未能展現挖掘真相與追求正義的能力，企圖為加害者翻案的逆流一直不斷。

集體屠殺美化為「恢復秩序」
一九八一年七月，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教授陳文成返鄉探親，被警總以在美參加台灣同鄉會活動約談，事後陳屍台大校園。這一事件，同樣「只有被害人、不見加害者」，至今還是懸案。有專研中國上古史的學者許倬雲，多年來強調陳文成「被熟人幹掉」，排除官方所稱自殺及民間普遍認為的刑求致死，暗指台獨人士所為，去年再重彈此一荒誕的「案情分析」。

在此前一年所發生的林義雄家人血案，政媒也曾試圖把矛頭指向與林家熟識的「大鬍子」家博（Bruce Jacobs），同樣是炒作「熟人幹的」栽贓伎倆。顯見黨國統治下的社會，不但公義不彰，被害人總是一再遭殃，背負莫須有的罪嫌；而加害者不但逍遙法外，有的還生前身後享盡榮華富貴。即使一九七九年的高雄「美麗島事件」，雖然相關檔案公布，但官方設局把黨外人士一舉成擒的關鍵仍不清不楚，歷史事件尚未還原，集體記憶及史觀繼續遭到扭曲。

不少人誤以為，民主不會倒退，只有中國不敢面對往事（如六四事件），日本甚至竄改（二戰）歷史。如今，這些事例一一在台灣出現，人民豈能無動於衷？

（作者盧世祥，為資深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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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抗爭史 - 歷史的教訓

台灣人抗爭史 - 歷史的教訓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聯合國盟軍太平洋總司令麥克阿瑟發出委託命令，指令當時任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解除在台灣的日軍武裝，但國民黨軍卻趁機佔領並統治台灣。雖然當時有很多知識份子歡迎祖國軍隊來台，不到一年，「祖國」卻帶來空前經濟恐慌與社會破產，遂於1947年2月27日在台北市爆發「二二八大革命」。二二八起義很快地便擴大到全台灣，可是在3月8日在國民黨從中國調來援兵，從基隆登陸一路殺到屏東，台灣人在此武力鎮壓下死傷慘重，之後台灣社會更是進入長達38年，全世界有名的戒嚴統治。當時的台灣行政長官陳儀，與調派中國軍隊登台的統帥蔣介石，要對這次二二八事件負起歷史責任。二二八事變，與接下來的長期戒嚴報復，造成台灣一代精英盡滅，劃下台灣人與中國人之間深刻的痕溝，是台灣人台灣民族，抵抗中國人中華民族，追求獨立建國的分水嶺。

中國國民黨時代，二二八事變時，中南部正在開打，北部卻忙著談和，一旦中國國民黨援軍到，鮮血直流，令人扼腕痛惜。後代的台灣子弟，能不從這段「歡迎祖國軍隊來台」的血淚歷史學到教訓嗎？二二八失敗後，接下來的清鄉運動、白色恐怖、長期戒嚴，經過20年漫長的寒冬，直到1970年代，台灣民主幼苗，才又漫漫地在台灣這塊土地上萌芽成長。1979年發生高雄事件、1986年民進黨冒險成立，終於2000年政黨輪替，後代的台灣子弟，能不知道這段黑暗辛酸歷史嗎？在2010年代的自由民主時代，能容許台灣「再次被出賣」給中國嗎？

中國國民黨從初期高壓統治台灣，由反攻大陸到中華民國在台灣，到現在的走向被中共統一併吞，這段正在台灣進行的現代殖民史，台灣人要如何來團結與抗爭呢？瞭解歷史的真像不是要尋求報復，而是要避免再犯類似錯誤，造成台灣無可彌補的損失。歷史一再重演，若不能從歷史學到教訓，歷史悲劇一定會再度發生。後代的台灣子弟，要從台灣歷史得到教訓，不讓先民血汗白流。在2010年代的民主時代，台灣知識份子要覺悟，清楚瞭解台灣過去的苦難抗爭史，台灣人台灣民族要團結奮鬥，才能共同抵抗「台灣再次被出賣給中國」的命運。要腳踏實地的追尋先民遺願，勇敢地邁向「台灣民族獨立建國」的目標，將台灣建設成真正自由民主人權，與公平正義康樂的東方先進國家。

JC Han.

誰又來操弄二二八

誰又來操弄二二八（鄭梓）
2011年 03月02日 蘋果日報

二二八事件爆發迄今已然六十四周年，國家層級的二二八紀念館亦於日前的台北市南海路正式揭幕開展，且不管是將二二八稱之叛亂抑或起義，也不論視之為戰後台灣永難泯滅的傷痕、烙印還是胎記，然而畢竟係一場改變台灣命運的悲劇開端，且已立法明定為「國定假日──和平紀念日」，象徵國家最高權力中心的總統府每年也循例下半旗，以示哀思。這一切是歷經30年來各界的多方奔走，傾力撫平、彌縫、補償，始獲致的起碼的歷史平反。

其實有關「二二八歷史真相」的資料調查及研究，近年曾經兩波的努力，第一波是1990年代初行政院所組「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的資料調查以及（尚未觸及究責、罪責）初步研究報告；第二波係2000年初由國家檔案局籌備處主持的，更為廣泛而深入的檔案、資料徵集，續由國史館編纂出版（但亦未提出正式嚴謹的罪責報告）。就在第二波二二八真相再探索途中，亦是本土政權上台後所從事的轉型正義核心工程之一，然當年寄生於國民黨政權庇蔭下的一干史家、文人們，早就不耐而憎惡地屢屢斥之為所謂「本土政權並不存在」、「轉型正義，放屁！」云云……。好不容易才熬到了國民黨再次執政，豈能不企圖奪回歷史的詮釋權？

因而就在今年二二八，國民黨政府完全可以掌控下的新公園內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美其名曰「更新布展」，骨子裡卻是借此遂行其反轉「轉型正義」、逆反「平反二二八」的多重圖謀。概括而言，展場裡慣於採取兩大操弄手法：一是去歷史脈絡化、二是放大昔日統治者的正面形象。最典型的例子，是在展場中心聚焦、放大蔣介石於派兵登台大規模殺戮三天後（1947.3.13）給陳儀的一紙電文，上書「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實施報復」；這無非係淡化、甚至美化為當年直接派兵下令、酷烈鎮壓的蔣介石？

老蔣授權鎮壓密令
如何破解此番斷裂、扭曲之「去脈絡化」的拙劣展示手法，僅依「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信手拈來已出土的大溪檔案中另一封蔣介石洽於二二八爆發的前一星期（1947.2.20）直接給陳長官的親筆手令，透過墨跡斑斑的電文其實蔣早已向當年的台灣軍政大員下了兩道十分嚴酷的肅清、鎮壓之授權密令：一是「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二是「台省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於是接著的時局發展，陳儀以下不論係軍統、中統，還是登陸的國軍、抑或島內駐防的要塞司令等各路人馬，無不藉此兩道密令，事前事後爭功諉過，所謂「懲兇首謀」名單裡更是共黨奸黨、奸人奸匪混成一團，以致不待軍令、提早鎮壓、說什麼「寧可錯殺一百、也不要放過一個」。

如此這般地「自可權宜處置」──所謂無預警、無差別、對毫無反抗能力的平民，進行長達數月的大規模鎮壓、殺戮及清鄉，如果這不叫「屠殺」，那又該「美稱」什麼？其始作俑者，當屬蔣介石，這才是歷史的真正脈絡所在。

作者為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馬英九企圖奪取二二八詮釋權

February 9,2010 馬英九企圖奪取二二八詮釋權(悠然)

本文刊登於極光電子報February 9,2010 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11649277.html


國民黨政權是一個黨國機器，除了擅長使用國家暴力之外，對於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也能夠得心應手地巧妙運用。在陣地戰中，他們更擅長於詮釋權之爭。馬英九最近表揚中研院院士黃彰健，就是為了要奪取二二八事件的詮釋權。

黃彰健是明史專家，幾年前突然研究起二二八事件。他以院士的權威，強調自己的治史功力，駁斥一切政府檔案（主要是警總的檔案）之外的史料，於是乎所有不利於國民黨的外電、口述歷史、回憶錄、訪談，全部被他推翻；基於這些史料所做出來的研究在他看來當然也就沒有價值。
黃彰健院士史學方法論是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政府檔案不會說謊，人在事後的記憶會有錯誤。我只能說，黃院士如果不是沒有行政經驗，就是刻意扭曲事實！爭功諉過、搪塞責任、文過飾非，是官僚的基本特色，尤其特務更是精擅此道。在一個有宗教信仰的社會，況且不能期待官僚全憑良心根據其所知道的事實紀錄，更何況是國民黨政權睜眼說瞎話的組織文化下，眼中沒有天理，只有法幣跟金條的特務機關？
事實上，警總在二二八事件時，根本就是刻意設陷阱坑害台灣領袖人物的元兇。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高級官員在長官公署會商前一日所發生之事件時，警總參謀長科遠芬已認為「幕後必有人在搧動」，當天下午，事況惡化時，更認為「奸偽已混入群眾中，積極在搧動」。一開始即抱持「奸偽搧動」的成見，確定「分化奸偽」、「運用民眾力量打擊奸偽」、「擒賊擒王」，配合「軍事上作萬全的準備」、「一俟他們叛國罪證公開後，馬上以軍事力量來戡亂。」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柯遠芬指示包括警總調查室（主任陳達元）、憲兵特勤組（團長張慕陶）、軍統局臺北站（站長林頂立）等單位在內的所有情報機構，即日起動員所有人力偵查事變為首份子，並嚴密加以監視。二月二十八日，張慕陶兩次造訪蔣渭川，邀請其參加「處理委員會」。三月一日，柯遠芬也致函邀請蔣渭川，目的是要利用他分化「處理委員會」，俟三月八日國軍增援部隊到達後，長官公署與警備總部便把一切罪狀推給蔣渭川的「政治建設協會」。 在這段期間，特務系統的爪牙「地痞流氓不良分子，....假借維持治安之名，結隊橫行，騷擾外省人家舍，公然搶劫，威脅良善市民商家。這些惡劣的行徑，又給國民政府中央製造了派兵鎮壓的藉口。」
三月三日，「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在中山堂首次開會時，「〞軍統方面也派出許多爪牙混入民眾，到會旁聽，而由旁聽席上紛紛提出建議，要市民組織〞忠義服務隊〞，他們謂之〞自衛組織〞，要求政府撤退市內軍隊，其後治安由〞忠義服務隊〞維持，以避免軍隊與民眾的衝突。」臺北流氓許德揮也發言表示，「願喚起全省有志數十萬民眾，組織自衛隊以負治安之責。」根據唐賢龍先生的＜台灣事變內幕記＞：「忠義服務隊所組成的分子，則完全係以台灣當地的流氓地痞為主幹。」 柯遠芬向中央社記者透露，「政府目前全力從事爭取民眾工作，如找可靠而有力量之臺胞許德揮等，出來組織忠義服務隊，一方面希冀分散不法行動之臺胞力量，一方面協助政府推進工作。」柯遠芬另設置「義勇總隊」，以林頂立為總隊長。行政院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 認為「義勇總隊」與「忠義服務隊」根本就是同一個機構，許德輝不過是林頂立的手下而已。
三月三日至三月八日，林正亨曾連續七、八次找蔣渭川，要其帶領群眾打倒政府，他願領導千名青年做先鋒。（ 有民眾告訴蔣，林曾在警總及訓導營工作。三月八日，聽說圓山方面發生戰鬥，許多民眾被殺，民間盛傳是政府「假戰鬥、真殺人」。蔣住在圓山附近的老友向其指出，該處的二十多據死屍都是民眾被殺後再加以偽裝成暴徒，而林正亨正是此一事件的主角。有人說，參加「忠義服務隊」 的數百學生就是在此時被軍統人員集體屠殺，再誣指為夜襲圓山的暴徒。「柯遠芬對處理委員會代表虛應故事一番後，及密令林頂立組織行動隊並擔任總隊長。在林頂立屬下，配有數百名特務，專事跟蹤, 恐嚇, 搶劫, 放火, 毆打, 暗殺等恐怖活動。」 　
三月七日下午，「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討論王添燈所草擬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陳儀已經佈置了許多特務混進會場．．．．由這些特務份子提出可以構成〞罪責〞的各種脫軌的要求，以為鎮壓的證據。」於是添加了「撤銷警總」、「軍隊繳械」、「釋放台灣人漢奸戰犯」等十條後來被認定為反叛中央的條件。於是柯遠芬認為要讓「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被視為 叛國的證據已經泡製得相當完整，可以大舉殺人了。當夜與軍方人士共進晚餐，眾人「談笑風生」、「飯量大增」。國軍增援部隊開到後，軍統負責捕殺工作。 　　
先放一把火再來充當救火英雄，打人喊救人，此乃中國功夫之真諦也！這種單位所寫的檔案，可信度值得一位中研院院士拿來推翻別人所留下來的史料，以及根據這些史料所做出來的研究？我真的很想問黃院士，你做的明史研究，是不是也只信東廠、西廠、內廠的檔案，而不信王陽明、東林黨人的筆記？
黃院士剛剛過世，我本應遵守死者為大的原則暫時不予批判。然而馬英九此時表彰他的理由卻是「發掘二二八事件真相的努力」，這就讓我們不能不挺而說幾句真話！馬英九不僅擅長消費死人、消費二二八事件，更擅長奪取台灣史的詮釋權，這是我們不能不密切注意的！